来源
反做空研究中心综合自东方锐眼（id：KeenRiskSolution_now）
近期，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武装冲突加剧，政治安全局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存在较大安全风险。11月2日，埃塞联邦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为期6个月。
目前，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情况相对安全，未到需紧急撤离的状态，但去年爆发的大规模内乱最终导致我国大使馆组织人员撤离，应当以此为鉴，做好充足的准备。
年11月4日，埃塞俄比亚爆发大规模内乱，埃塞联邦政府军队与提格雷族地方武装爆发武装冲突，随着通讯中断，埃塞国内安全形势骤然紧张，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公民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冲突地区埃塞北部提格雷州，最多一度约有数百名中国公民需要撤离。国内涉外各部委紧急咨询联系各种专业机构，评估安全风险，制订撤侨路线。
撤侨行动始于冲突爆发两天后的11月6日，当天下午提格雷州通讯中断，中国大使馆官员使用卫星电话联络分散在各处的中国企业人员，开始撤侨。年11月10日凌晨4时第一批撤侨车队出发，在大使馆武官统筹指挥和埃塞军警力量的保护下，滞留在提格雷战区的中国公民全部于11月11日晚8时抵达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馆、在埃国有企业、埃塞华人华侨等各方力量在撤侨工作中通力合作应对危机，此次撤侨行动克服了当地通讯中断、中国公民人员分散、紧急情况频发、路途遥远复杂等诸多困难，动用近百台各种车辆，途径埃塞5个州级行政区，总行程超过公里，最终名中国公民化险为夷，平安撤离战区。
埃塞周边地形图
虽然此次撤侨工作最终获得圆满成功，但仍然反映出了忽视早期预警声音，安全风险应对手段单一，缺乏危机应对的提前布局等问题短板。考虑到此类问题在我海外利益保护工作中具有一定普遍性，而且埃塞国内政治安全局势演变仍在持续，如不对以上问题短板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加以改进，未来埃塞一旦再次爆发危机，势必对我在埃塞公民（据中国商务部年统计，中国在埃塞经商务工公民人数超过四万，但按民间估计实际人数超过十万，但不管哪个数字都将超过当年利比亚撤侨时中国公民三万五千人的数量）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此外，埃赛是中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合作国家，我对埃赛投资与债权资产规模巨大，且埃塞是中国在非洲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的主要途经国，系我国进入东非的战略枢纽国家，战略位置与示范意义重要，如果任由埃塞局势演进到全面冲突，中国将再次面临被迫“一刀切”撤侨的困难境地。
因此，及时总结应对此次埃塞内乱危机的经验教训，切实树立“底线思维”，对于增强我海外利益保护工作的预见性，提升我应对国别风险下“先手棋”的能力，丰富创新海外利益保护方式手段，建立更具立体化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对于此次埃塞内乱国内学者早有预警，埃塞政治社会结构埋藏“系统性风险”，且已进入高风险期
年埃塞俄比亚内战结束至今，埃塞俄比亚国家政治体制的本质是为少数民族提格雷人控制国家服务而建立——埃塞俄比亚与中国一样，在抗击殖民者入侵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埃塞革命领导团体提格雷族只占埃塞俄比亚1.2亿总人口的6%，而从埃塞帝国到后来红色军政府主体民族的阿姆哈拉人及长期处于辅助地位的奥罗莫人（各占34%和27%）两大多数民族长期被处于领导地位的提格雷人附庸化。
提人阵-埃革阵政权第一代领导人梅莱斯领导赢得了立国战争，但是二代领导人海尔马里亚姆能力显著衰弱，提人阵-埃革阵这种小民族精英控制大民族傀儡联盟党形成全国大党的结构，必须有强力人物主持大局，才可维持这种表面说一套实质做一套的结构。
随着强人构建的政治体系崩溃，顶层小团体群龙无首，年4月初阿比*艾哈迈德总理执政以来，民粹主义政治家阿比艾哈迈德携大民族傀儡党通过煽动民粹实现“田氏代齐”迅速坐实权力，轻松成为执政党的主体，反而将原居顶控制的小民族党边缘化。
目前，埃塞总理阿比-艾哈迈德（AbiyAhmed）在外交层面更多追随“西方建制派”，采取一种更加倾向西方民主、亲欧美，对华相对敷衍的政策；在国内政策上，阿比总理更多采取一种“民粹主义”的政治动员姿态，通过街头与社交媒体的大量政治动员，原来处于附庸地位的奥罗莫人借助从“民主思潮”变成实体化的政党，奥罗莫人民民主组织已经正式更名为奥罗莫民主党，阿姆哈拉的原傀儡党阿姆哈拉民族民主运动也已经更名为阿姆哈拉民主党。由虚坐实，破膛而出，这就是埃塞政治格局剧变的真实过程。
在非洲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较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对“民主政治”片面理解，过快的民主化进程基本都会导向国家社会政治动荡，无论是“阿拉伯之春”之后的埃及，还是非国大执政时期的南非，基本是概莫能外。对于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发展水平低得多的国家而言，快速“民主化”可能引起内部冲突动荡的因素更多，也更深更险。
#1.奥罗莫族与索马里族的族群冲突是揭开埃塞更大规模内战的序幕
在奥罗莫族人（阿比总理所属民族）快速成为政治主导力量的同时，奥罗莫族人也成为和大部分国内其他民族冲突的主体。在首都是奥罗莫族人和阿姆哈拉人为主的首都居民冲突，在其他省份则是奥罗莫族人和其他小民族冲突。
自年短短一年多时间以来，奥罗莫民主少壮派掌控的奥罗莫州和索马里州索马里人的冲突，已使得埃塞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内部难民国。年初埃塞国内还是万难民，年底已经超过万难民，目前全国更是有约万名民众面临流离失所的危险。如果说，之前的奥罗莫人和索马里州索马里人的种族冲突只是局部种族冲突外，那么在埃塞政治、军事领域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提格雷族人与奥罗莫民主少壮派掌控的联邦政府军的冲突将使埃塞内战全面化、长期化。日前埃塞联邦政府军虽已宣布攻陷提格雷州首府默克莱，但很难设想长期在埃塞国内占据主导优势的提格雷族人会就此屈服，埃塞国内冲突就会如此简单被平息下去。
#2.海外持不同政见派别大批回国
这里的埃塞海外不同政见派别指的是没有或只有较少的武装力量，主要搞文斗的知识分子型的反对派力量，代表是年大选后在海外流浪的金伯特7日（“5月7日”运动）。这类力量如果用一个直观的比喻更象中国政治话语下的“海外民运组织”。此类组织与人群已经成为除了阿比总理自己所在的奥罗莫人政党外最大的体制外支持力量，但这股人群往往斗争性有余，建设性不足，这类人员的大量回国参与政治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埃赛国内政治斗争复杂性。
#3.厄立特里亚在独立二十多年后再度介入埃塞国内政治
厄立特里亚对于埃塞俄比亚本来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了，但随着阿比总理高调与之和解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现在又突然不太像外国了——长期的人员往来与历史渊源，进而使厄立特里亚成为当前影响埃塞国内政局的新参与者。
随后，东方锐眼的海外风险专家于年底从吉布提沿亚吉铁路全线对埃塞国内政治经济安全形势进行了实地踏勘调研。在对埃塞开展深入调研后，专家在年初再次明确提出预警：埃塞俄比亚已经从一个过去中国人印象里一个聚焦于经济发展的国家，迅速变成了一个全民动员的政治化主导的国家。大量埃塞人都成了政治活跃分子，目前该国整体处于政治狂热状态，而且难以在近期几年内改变。有鉴于此，无论埃塞国内形势是将立即陷入全面动荡，还是将经历一个反复争夺的过程逐步进入动荡，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一个高风险期是勿庸置疑的。
在未来半年到一年的时期，埃塞存在发生更大规模冲突甚至政治社会形势全面失控的可能，并进一步指出：埃塞目前发生的事件“阿比迅速上台夺权”是全球民粹主义兴起的一个东非变种，如美国的特朗普、巴西的博尔索拉那、巴基斯坦的伊姆拉汉，应该站到一个社会政治运动的高度来认知理解埃塞国内目前发生政治安全形势的演变及其阿比和他代表的政治力量，它既有一定全球普遍性，又有非洲乃至埃塞的国别特色。埃塞国内形势演变对中国公民与中资企业的风险威胁呈政治认知、经济产业结构、社会舆论相互作用的三维一体影响模式，对埃塞中国项目与人员面对的风险不能再表面化地因袭国内传统思维惯性，就安全便狭义地谈安保、就舆论谈舆论、就劳资纠纷谈劳资纠纷，这样支离破碎和条块分割地应对埃塞目前正在发生的动荡很可能是不得要领的。
如何避免“利比亚式撤侨”事件重演
中国在埃塞人员与资产投入巨大，而且容易成为首当其冲的袭扰对象，中国应努力争取避免类似“利比亚一刀切撤侨”事件的重演。埃赛是中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和共建“一带一路”非洲重点合作国家，中国自年起，以多种方式介入埃塞经济建设，一度将其当作“东非小中国”，尤其是年以后，中国企业不限于国有企业，还包括大量民营企业以投资、大额贷款形态大规模投入埃赛（粗略估计也有上百亿美元）。
其次，除开投资、基建项目以外，埃赛欠中国债务金额也非常巨大，仅年到期债务规模就有约23亿美元。如果中国对埃塞发生的危机不闻不问，一切顺其自然，势必对相关企业、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可能引发金融连锁反应风险。
第三，埃塞国内政治演变趋势与中国在埃塞的投资分布特点使得一旦埃塞局势进一步升级，中国企业与人员成为被袭扰目标概率非常之高。
在一带一路持续推进的今天，已不容我们像当年利比亚那样“一刀切地全面撤侨”——这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中国人本质上不堪一击，只会逃跑”的印象，对于我国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与长期国际战略将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
因此，对埃塞中国利益保护的指导思想就应该创新转变观念，不能简单地认为这反正是东道国的“内政”，我们只能无所作为，而应该在“底线思维”的战略指导下，力争下“先手棋”，创新引入海外利益保护新主体、新方法、新手段，尽可能精确识别化解风险，并积极影响塑造于我有利的态势，争取最好的结果。
1.加强国别风险信息多层次精细化研判，减少国别风险研究“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认知。
国内传统风险评估主要依靠驻东道国使领馆、武官与官方研究机构的国别问题专家，这类传统国别风险评估观察的维度往往比较宏观，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