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于自己所熟悉的城市都有着个性化的认知，对于自己并不熟悉的城市则往往不会有太多评价，然而对于北京这座城市，不论是否在此生活、是否对其熟悉，每个人似乎都能评说一二，且这些说法大多是高度统一的——北京作为“首都”，首先突出的便是其政治中心的地位，此外，它还是全国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从对外的角度而言，北京代表着中国国家形象。它是稳定的，是先进的，是确定性远大于不确定性的。
就今天的北京而言，这些认知是确切的，但是，当我们把时间向前拉得更长一些便会发现，北京这座城市之所以会呈现出如今的面貌，并非一蹴而就，除了最为显见的政治因素外，文化属性同样突出的它，离不开各种文化因素的塑造与推动。其中，晚清时期对于当今北京的影响是绕不开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由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主编的文集《晚清北京的文化空间》一书即着眼于此。
作为清朝京师、首善之地，我们会普遍认为，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北京也会展现出其先发优势。但事实也许并非如此，正因其为“京师”，作为政治决策中心的北京，在晚清社会转型的初期阶段，曾一度落后于沿海口岸甚至是一些周边地区。比如，今天的北京在文化建设上领衔全国，但在晚清兴办女子学堂的实践中，上海与天津成果斐然，北京则相形暗淡；收容受虐无依女性的济良所也首先出现于上海。
通过对读夏晓虹此前《晚清上海片影》一书中对晚清上海的描述，北京在转型过程中所承载的负累和由此引发的内部冲突更加清晰可见。自年开埠以后，有“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租界快速崛起，为世人瞩目，具有了“中国早期现代化桥头堡的历史地位”。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西方现代文化，经由上海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无论是对于新事物的敞怀接纳，还是本土文化空间的迅速迭代，上海的“新”和“变”都异常突出。
北京的情况则复杂得多。首先，晚清北京的发展变化与清朝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甚至可以说，城市的发展进程被政治所深刻左右。譬如北京贵胄女学堂在倡建过程中，先挫于张之洞的阻挠，继阻于秋瑾案的发生，又阻于鹿传霖之奏章，最为要紧的还在于，提议者慈禧对于女子教育的立场左右摇摆、暧昧不清，以至于学堂最终难产，从中可见女子教育这一进步事物与晚清政治的紧张关系。
又如作为清末北京第一份有影响力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在推出前期销量平平、步履维艰，其转折点则是报道南非英国当局虐待华工，并顶住英国使馆的压力发表强力演说。外国使馆对于北京报刊舆论的专门留意，促成了《京话日报》的声名和地位提升。这是北京文化空间与政治局面之关联的另一重面向。
随着政治革新与学术变革的深入，由政治斗争延伸到文化上新旧阵营角力，“京师”的作用日益凸显。不同于主要作为新知识、新生活方式集散地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口岸都市，晚清北京的突出特征在于其“新旧共生、士庶交涉、旗汉杂居，传统政教与近代文明相交融”。它的面向更为驳杂，内容更为丰富，更能体现出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如何在新与旧的牵扯推拉中前行的状态。
在此过程中，最值得